紅旗文稿：“國進民退”爭論中應反思的幾個問題
來源：哈爾濱電氣集團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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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時間：2013-05-07
近年來，關于“國進民退”的爭論不絕于耳。由于“國進民退”不僅關系到企業所有權結構的變化，它還是中國改革的一個縮影，如何看待和處理這一問題關系中國改革的發展方向。因此，有必要對爭論背后潛存的問題進行認真梳理。
一、國企、民企，是否只能互斗而不能共榮？
“國進民退”，與20世紀90年代國企改革時出現的“國退民進”雖然提法相反，卻遵循著同樣一條邏輯，即國企與民企是對手關系、對抗關系，彼此之間只能此消彼長、你存我亡，一方的發展必然伴隨著另一方的衰退，二者之間不能相互促進、共同發展。一般來說，民企是指我國公民的私有財產投資的企業，即私營企業。“國進民退”談的，也就是在所有制結構上，國有經濟比重上升，私營經濟比重下降的問題。那么，國企與私企之間果真是絕對對立關系嗎？一方的發展必須以另一方的衰退為代價嗎？
首先，僅從中國經濟總體結構進行技術性判斷，如果中國經濟只存在國企和私企，那么無論二者數量如何變化，在比例關系上的確會出現一方增多則另一方相對減少的態勢。但是，在中國當前資本結構中，除了國有資產、私有資本外，還存在數量龐大的由外資企業所代表的國際資本。各種形式相互交雜，使我國經濟矛盾錯綜復雜，不僅存在國有資產和私有資本的矛盾，還存在著國有資產和國際壟斷資本、私有資本與國際資本等矛盾。國有資產和私有資本在數量關系上既可以此消彼長，也完全可以共同增加，或者共同減少。
其次，從國企與私企的歷史關系來說，二者也從來不是你存我亡的關系。如果將改革開放后每十年劃分一個階段，那么第一個階段即20世紀80年代，是民企寄生于國有企業、集體企業，進行最初資本積累的階段。這一階段由于私企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性質，在政策上還沒有得到充分肯定和支持，它們中的大部分主要以個體工商戶和鄉鎮企業的形式存在。為了克服發展初期技術、管理水平低，資金量有限的問題，私營企業大力模仿國有企業，并在產、供、銷、技術、人員等各個方面與國有企業建立起千絲萬縷的聯系，獲得國有企業的極大幫助。如果沒有國有企業這一龐大的體制內因素，中國的私營企業不可能在短期內獲得如此迅速的發展。改革開放后的第二個階段即20世紀90年代，國有經濟在這一時期進行了最大規模的調整，無論在用工模式、存在領域，還是在治理機制、運行方式等方面都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對這一時期國企與私企的關系，很多學者喜歡使用“國退民進”來形容。但“國退民進”的說法固然表現出私企已經具有了與國有企業競爭的實力，但這一時期國企在國民經濟中占比的減少，并非私營企業的擠壓造成的，而是國有經濟自身調整，進行戰略性重組和結構性調整的結果，不能把“國退”的原因視為“民進”。改革開放后的第三個階段是進入21世紀后，這一時期也是中國加入WTO后開放力度進一步加大和改革深化的時期。其間，國企控制著關系國家安全、國計民生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其余領域則有各種資本競相爭奪。由于國企規模大、融資能力強、有較強的技術實力、抗風險能力高，私企運行機制更加市場化、主業明晰、成本較低、強調資本運作、船小好調頭，在經濟運行較為平穩時期，私企發展令人矚目；經濟處于下行運行階段時，國企則由于自身特點以及兼任穩定經濟的重任，發展相對較好。總體而論，國企和私企在這一階段既相互競爭，同時又在與其他資本形式的競爭過程中廣泛存在著合作、互助、互補的關系，它們都是中國經濟的中流砥柱，共同促進了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
再次，從國企與私企的現期發展來看，二者具有諸多的共同利益。國企和私企的良性發展都需要共同的外部環境，如穩定的國民經濟秩序、繼續深化的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法制化的市場運行機制、創新型的教育科研支持、獨立自主的國家主權能力、和平的國際政治環境等，這些無論對于國有企業還是私營企業，都是基本的運行前提和保障。國企和私企任何一方對這些因素的促動都會同時帶動另一方的發展，形成共同進步的格局。此外，國有資產和私有資本都是中國公民擁有的資本，是捍衛國家經濟主權的重要資本形式。
由上可見，國企和私企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中、歷史上還是現實中，都并不是非此即彼、不能共榮的關系?！皣M民退”是一個故意造出來的偽命題，它人為制造了國企與私企的矛盾。
二、國企要脫離輿論困境，必須進一步深化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
可以說，對于國有資產有可能由于管理體制的不完善被侵吞，是中國勞動者最為擔心的問題。眾所周知，中國的全體勞動者是國有資產的所有者。勞動者依據其勞動力所有權，擁有對其勞動創造價值的全部而非部分所有權，這是公有制區別于私有制的重要內容，也是中國國有資產形成的來源。但是，由于社會化大生產，國有資產不可能分解到每個勞動者手中，而必須進行勞動者的聯合生產，這就需要模仿股份制，由股東成立股東代表大會控制董事會，建立間接管理企業經營的委托代理關系，形成“全體勞動者個人所有—國家機構占有—企業經營”的國有資產管理模式。
2002年，為了更好地管理國有經濟運行，促進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國家進行了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在企業層面加強公司制建設的同時，在占有權層面成立了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簡稱“國資委”）專門管理國有資產。國資委的成立對于整合原本分散在不同行政部門中的國有資產管理權具有重大意義，結束了之前“九龍治水”，部門之間相互掣肘、相互推諉的問題，對于國有經濟的整體戰略發展和增值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作為政府直屬特設機構，國資委依然只能代表國家履行出資人職能，它并非國有資產所有者，也沒能解決全體勞動者難以管理和控制國有資產占有權機構的問題。
國有經濟發展，要得到民眾的廣泛支持，必須落實勞動者對國有資產的所有權，這就要求進一步深化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通過形成民主的政治機制，解決所有權控制國有資產占有機構的問題。民主是落實勞動者對國有資產的所有者權益的必要保證，如果缺乏民主政治，掌控“領導權”的人會有這樣幾種：一是真正能夠主動、自覺地代表勞動群眾利益，并具有行使“領導權”、使企業健康發展能力的人；二是雖能代表勞動群眾利益，但不具備行使“領導權”的能力，從而不能使企業健康發展的人；三是雖有行使“領導權”的能力，但不能代表勞動者利益的人；四是有行使和掌控“領導權”的能力，但以權謀私甚至將某個人或家族的利益視為國有企業目的和根據的人。國有企業的鞏固和發展，顯然只有由第一種人來掌控“領導權”才有可能。而只有由作為所有者的勞動者以民主法制來選舉和控制，才能保證第一種人行使國有企業的占有權、監督權、管理權，保證全體勞動者對國有資產享有充分可排他的處分權能和收益權能。
因此，民主政治實際是公有制經濟的一種實現機制。只有以民主機制建設深化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解決當前所有權主體和占有權行使機構這一主要矛盾，使國有經濟能夠按照勞動者的意志運行和分配，國有經濟才能獲得所有者的普遍支持。
三、私企要進一步快速發展，必須苦練內功，彌補不足
在“國進民退”爭論中，關于私企，存在著兩個認識誤區。
第一個誤區：有些學者為了論證國有企業的擴張是“與民爭利”，借“私企”也被稱為“民企”，將私企說成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企業形式，提出在中國經濟的發展中私企具有凌駕于國企之上的合理性。
這種說法并無依據。私企，實質是私人所有企業，它在中國被稱為私營企業以及民營企業，是改革開放初期特殊的歷史條件造成的。私有企業被稱為私營企業、民營企業，從所有制關系上說，就是中國的私有資本企業，代表了中國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私企既不能因為叫做“私營企業”就被認定是私人僅僅掌握經營權的公有制企業，也不能因為叫做“民營企業”而被當做人民的資產，具有優越于國有企業的社會性質。
當前，中國在所有權上體現全體勞動者權益的只有國有企業。中國勞動者的地位起伏與國有經濟的興衰直接相關，國有經濟也因為是全體勞動者所有的經濟，才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要內容。如果說國有企業“與民爭利”，那是國有資產管理體制不完善、所有權沒有落實的結果，要“為民爭利”，必須通過國有經濟的自身改革來完成，而絕不能將其當做國企與私企同根相煎的借口。
私企發展至今，已經與國有企業一樣，成為中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生產力層面，私企和國企共同適應了中國生產力水平較低、發展不平衡的現狀，促進了中國經濟的成長。在生產關系層面，二者也都享有著國家政策的支持和合法地位。私企的合理性已經入憲，取得了和公有制企業平等的生存和發展權利。二者只有在市場競爭中發揮各自優勢，相互促進，有序競爭，共同發展，才能更好地促進中國經濟主權的獨立和國民經濟的發展。
第二個認識誤區：對于近些年特別是在2007年后，私企在總體增長的同時出現部分企業盈利能力下降、虧損企業增多、在個別行業有萎縮傾向的問題，部分學者片面地將之歸咎于私企外部條件惡化的結果，認為私企本身是好的，內部沒有矛盾，只是由于國有企業的不平等競爭才出現諸多問題。
這種說法同樣失于偏頗。改革開放后，中國私企發展的外部環境越來越寬松。雖然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私企不可能在各方面享有與國企同等的地位和政策照顧，但國家對于私企的政策優惠一直在增加，有學者甚至認為，各級政府給私企發展創造的一些條件甚至比當年法國、英國的還要多，這些都促成了私企的快速發展。但私企在發展的同時，其內部的一些深層次矛盾也在累積著，形成制約私企持續發展的重要內因。
首先，私企普遍資本積累規模較小，受資本性質影響，市場壓力大，抗風險能力弱。我國的私營企業大部分屬于中小型企業，與其資本數量和技術水平相配套，大多進行單一化經營，密布于競爭激烈的勞動密集型行業，產品同質性強，價格彈性大，企業內部生產有組織性和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矛盾突出，在快速發展后往往面臨產品過剩的問題，利潤空間小，成本上升時難以通過產品提價轉移壓力；部分企業集中于對外貿易的來料加工行業，對外依賴性強，是國外因素影響中國經濟的重要傳導載體，也往往首當其沖受到近年頻發的國外經濟危機的影響。由于在國際分工體系中占據不利地位，這些企業通常難以向外轉移風險，反而成為危機轉嫁的被動接受者。
其次，大量私企沒有建立起現代企業制度，即使實行公司制度的很多私企，也存在嚴重的家族管理特征。企業組織形式包括單人業主制、合伙制和公司制，其中公司制由于有限責任制度、法人治理結構和以企業家為核心的企業管理制度而被認為更適于現代企業運營，成為發達國家主要的企業形式，也被我國稱為現代企業制度。20世紀90年代，國有企業進行了大規模的公司化改造，新世紀以來又進一步規范了董事制度和經理層行為，在企業占有權、經營權建設上建樹良多。但私企在同期，并沒有出現公司制改造浪潮，很多私營企業依然保持初建時獨資或合伙的形式，并在企業經營上普遍以家族管理為主。這在企業規模較小時尚可，但伴隨企業的成長，其帶有強烈血緣家族宗法色彩的管理方式，如以親情利益替代企業利益，決策的經驗性、隨意性、獨斷性等問題，越來越成為企業發展的絆腳石。
再次，私企在經營過程中的不規范經營行為，特別是在勞動力雇傭上的一些問題，導致私企面臨較高的人力資源機會成本。長期以來，我國政府對私企的要求基本上就是納稅，至于社會功能和效益等方面則很少要求，這使我國私企雖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私企一樣以賺取利潤為目的，卻不像后者同時承擔著一定的社會義務和由國家總體調控制約的社會效益要求。部分私企不能規范經營，在財務管理中弄虛作假，偷稅、騙貸、逃債、不講信用，生產過程中偷工減料、假冒偽劣、污染環境、破壞資源；在勞動力雇傭上，則存在不遵守勞動法、漠視工人合法權益的問題。超時加班，雇主拖欠、克扣、壓低勞動者的工資，工作條件惡劣，社會保障很差等問題的大量存在，使勞資關系緊張，極不利于企業的長期健康發展：一是工人對企業認同感差，企業難以留住培養起來的熟練工人，剛剛招到的新工也存在流動性過強的問題；二則表現在工人生產積極性弱，偷懶性對抗行為增多，浪費性生產和內部人偷盜及搭便車行為時有發生，企業人員矛盾多發，協調和管理成本高。實際上，勞資關系的緊張已經成為制約許多私營企業生產效率提高的關鍵。
第四，部分私營企業主奢侈性消費降低了企業的自我積累能力，缺乏技術升級投入使企業難以獲得創新收益，難以適應經濟結構性調整需要。資本積累和創新是企業發展的持續動力?？傮w來說，大多數私營企業主十分注重提高企業的自我積累能力，但也存在部分企業主揮霍性消費嚴重的問題，特別是從創業期過渡到守業期后，驕奢攀比之風漸盛。過度消費是對企業積累能力的極大損害，它限制了私企的再生產規模和能力，弱化了企業的競爭實力。同時，由于部分私企受近利因素、資金短缺等影響，投入研發資金少，技術人才匱乏，缺乏對國家產業升級的長遠考慮，當經濟結構調整時，難以應對，出現資本的技術性過剩，這也是部分私營企業不能長期生存和發展的重要原因。
第五，部分私營企業缺乏長期戰略規劃，過于注重資本經營，高度投機性的經營操作導致企業面臨巨大的經營風險。一些私營企業主單純以短期利潤為導向，特別是近些年在資本運營的理念引導下，從不敢負債經營到舉債度日，從忽視資本運作到過度沉溺于短期投機操作，荒廢實業，將大量資金用于股市、房地產等高風險虛擬產品投資，雖在經濟擴張期取得較好的經營收益，但在社會信用收縮時卻不得不承擔巨額損失，有些私企資金鏈斷裂不僅使原有主業難以為繼，而且加劇了整個社會的信用緊張，激化了信貸資金供求矛盾。
以上問題，就像潛于海底的礁石，伴隨2007年后我國宏觀經濟的轉向進一步暴露出來。私營企業存在的這些內部矛盾，加之其外部存在的與外國壟斷資本、國內國有資產的競爭，使私企在總體發展的同時不斷出現各種問題。內因為主，外因為輔，外因亦要通過內因發揮作用。如果私企出現的問題僅被簡單歸因于國有企業的不平等競爭而忽視錯綜復雜的內部缺陷，將使私企的內部矛盾進一步累積，也勢必將滯緩私企的整體發展。私企的發展必須依靠自身苦練內功、彌補不足，以此，才具有持久的發展能力，也才是實現“民進”的根本途徑。
?。ū疚恼抡?013年第8期《紅旗文稿》 作者：馬淮）